近些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群落和自我组织的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同时也激起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群落和组织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经济条件、环境氛围、教育背景等等。它们不少是针对目前的艺术系统而形成的一种自发的、自然的集结方式，但它们的介入多少改变了这个系统的生态，并引发一系列的反应。
说到广东当代艺术的生态，我们知道，较于北京、上海，广东当代艺术的民间活动和收藏还谈不上有多浓厚的氛围；为数仍不算多的当代艺术机构沿着自己既定的轨道运行着，甚少出现什么火爆场面和惊人之举；散落的艺术家聚集地也没有任何示范效应。但若反过来看，这样的状态也意味着广东的当代艺术被系统整编的强度还不太大，艺术创作更多的是以自我意识倾向与个体选择为前提，较少出现艺术生产中心区域利益追逐的焦灼心态。
值得欣喜的变化是，因为外在大环境的影响，学院对当代艺术采取了较之以前更为开放的态度，并设置了相应的教学系科和课程；艺术机构方面，除了公立美术馆作为重要的展示平台外，民间当代艺术机构虽然此消彼长，但总的来说日趋活跃。此外，不少区域形成了当代艺术家的聚集地，活动组织日显频繁；同时广东当代艺术家赴外参加交流计划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广东当代艺术的生态链正在逐步完备和丰富。
一
为了展现广东当代艺术的生态版图，我们不妨走入那些艺术家所在的群落。从广州开始，艺术家相对集中的区域大致有大学城、小洲村、Loft345、海外花园、3号线、伍仙桥等处。严格来说，大学城不能说是一个群落，但是自从这一大规模的高校群在偏离市区的“孤岛”建立起来后，这里便逐渐形成一片新的人文生态。一些青年教师长期驻扎在此远郊之地，久而久之，心态和对艺术的体悟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生在这远离尘嚣的特别区域中也逐渐孕育出某种创作交流和组织的模式。比如，近几年，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学城校区，形成了一个名为天台小组的跨领域、跨专业的创作交流团体。可以说，这是一个身处学院之中，却又逾越了学院教育的藩篱的艺术与思想的工作坊。从人员结构上，他们似乎包揽了一个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角色：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等等。但他们绝非局限于一个各司其职、分工致密的系统层面，而是每个个体都可以对几乎所有的事项贡献自己的意见，大家处于一种平等协商的氛围之中。从工作取向上，他们保持了某种精神旨趣上的共同性，但是没有丧失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他们的作品大多去除了目前一般青年学生所常有的“小清新”、“小情绪”渲染的气息，而具有一种浓郁的思想研究的色彩。组员们的知识涉猎范围极其宽广，但是他们又并非真的要去从事教徒、社会学者、哲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的工种。如果细察其工作，你便会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以其跨学科的知识和想象力为不同的场域搭建一座别样的贯通的桥梁。这种连接，渗透着研究探索的意趣和私人化的系统程序，不合常规却又耐人寻味。
而更有意思的是，围绕着大学城衍生出的社会生活形态。附近的村落因为大批学生的加入而改变了产业结构，餐饮、租房、学生培训、各类生活品小店的业务开始繁荣起来，比如南亭村和小洲村就因为不少艺术生和青年艺术家的入驻而成为了依傍大学城而形成的艺术聚集地。在它们当中都集聚了不少艺术家工作室和相关的小型民间艺术空间。目前来说，小洲村的社会生活层次应该是最为丰富的。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它是位于市郊、可供周末休闲度假的自然古村落，小桥流水、古树祠堂以及适应游客所需的各类水果和餐饮供应使得此处游人如织。而这些年因为大量学生的涌入，昔日的、边缘的古村落衍生出了学生培训、酒吧、画廊、另类空间等各类产业，它们植入到村落的各个区域。比如小洲村礼堂被承租者定位成一个当代艺术空间，每年在这里举行国际行为艺术节。而在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之中还隐藏着不少当代艺术机构。其中，腾挪空间也许是面积最小的一个类似橱窗式的实验空间，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小型展览，经过的路人在视线范围内不可回避地接收到这一切。小洲村还诞生了由美术院校毕业生自发筹划的极富草根性的“小洲青年艺术节”，力图呈现小洲村青年艺术家自由聚合的状态，在某个时段同时引爆，遍布村庄的各类空间和角落。
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老校区这边，周边早已产生某种有别于学院教育模式的思想和艺术的汇集地，比如博尔赫斯书店、Loft345等。前者集出版、展览、交流、研讨、文献管理于一体。在当代艺术界，它因举办具有实验探索精神的展览、讲座，从事联络艺术家的工作以及本身作为作品参展而产生不小的效应。后者则主要是一个相对松散无序的美术学院师生交流、娱乐和展示作品的场所。因为这种课外的师生的自然聚集和交流，也因为房租和交通的原因，不少美院师生在附近的Loft345和海外花园开辟工作室。主要由美院师生构成的另一个群落——3号线的形成则有些偶然，起先是因为几个老师在地铁3号线南端的某处楼盘置办工作室，低廉的房租和宽敞的空间吸引了一些本就与这几位老师有着密切关系的青年艺术家们，遂逐渐形成一个小有规模的聚集地，且以团体的形式举办过好几次展览。
而大约在2002年，广州还诞生过一个集合华南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东教育学院部分教师的绘画团体——“3号线”艺术编组。其后，“3号线编组”的一些成员逐渐分散各处，但是他们的影响持续发酵，承接了其曾经的工作室聚集地的青年艺术家们便受到直接辐射。他们以“伍仙桥艺术工作室”的名义向外界传播其创作和活动信息。伍仙桥艺术家工作室是一个能够勾连起不少艺术个体和团体的聚集地。大尾象的成员林一林、梁钜辉、陈劭雄曾在此停驻；同时它还是“3号线编组”的重要据点。“3号线编组”分散后，曾经的“3号线”成员江衡继续留守，并聚集起更年轻的艺术家。这些年轻的力量还有意识、有策略地将这个工作室据点建成思想和艺术交流的平台。当然，因为教育、师承、空间据点等综合因素，与伍仙桥艺术工作室最为密切关联的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群体。
作为广州当代艺术教育的重镇之一，华师美术学院几位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教师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多年的教学中也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当代艺术家。只不过这些年轻艺术家大都没有形成聚集现象。最新的由华师美术学院学生构成的团体要数讨论虚拟艺术的01小组，其组合以计算机最核心、也最基础的数据0和1命名，本身就说明他们要对这个数字化时代发言。他们在导师们的指导下，即使毕业后从事不同工作，也没有放弃这一方向的研究，期间又有相关哲学家和批评家的介入，逐渐形成比较集中的成果并向外界展示。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虚拟环境下“人之存在”的各个面向。因为所处的社会生活境域，因为所接触到的各式信息，更因为其觉察力，他们较为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虚拟环境所产生的现象和问题，对于技术化生存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走向进行了诸多思考，并以新媒介的视觉形式反映出来。他们的实验与那些天马行空的虚拟与夸张表达不一样，因为其创作本身便带有强烈的科技色彩。他们是以一种近乎科学研究的方式来探测我们当下的虚拟社会，这种探测也因为其“科学性”而具有更撩拨神经的视觉和思想张力。尽管有关数码技术的艺术表达和展览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但像这样集中研究虚拟与存在问题的艺术小组在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界还是较为少见的。
总体来看，广州的当代艺术家表达方式和层次多样，较少聚集在某个标签下面，虽然也时有某些口号抛出，却难以汇集较强的力量并持续下去，他们自足于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活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对广州现在这些群落中的主体——年轻一辈的艺术家梳理出一点脉络。如果笼统来分的话，有一些艺术家可以归入“新图式”的范畴，大体是采用一种图式感特别强，颜色较为绚丽，手法多为平涂的呈现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图像的各种合成、混搭、拼贴以及不同寻常的奇异表达。他们的表达与这个时代的视觉表征甚为契合，同时也可在上辈的任教于美院和华师的某些当代艺术家那里找到师承关系。而另一些青年艺术家则与“广东快车”（以“大尾象”为班底扩充的广东当代艺术代表集体）及其相关组织（如博尔赫斯书店、维他命艺术空间等）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当然，他们的联系主要是源于艺术创作方式和趣味的相近，其大都偏向于对生活的智性转换和观念探索，而不是视觉表征的直观呈现。
在以上的艺术群落当中，我们所见到的还是前一种表达倾向占大多数。当然，他们中的一些艺术家也在发生变化。对照于以前的以较为固定化的鲜明图式取胜的表达模式，某些艺术家更多地是在探索和建立一种个体的工作框架和方法。这种工作脉络的建构使得其创作更富有视觉和思想的延展性。再者，在青年艺术家当中，以前那种基于话语权争夺的抱团现象在减退，越来越多的是因为艺术创作交流、组织的需要和知识趣味的契合而形成的各种小组合，他们从既有的艺术系统中散逸出来，而力图建立起更为吻合自身表达诉求的工作和呈现方式。
二
以上是广州当代艺术群落的基本情形，当我们将视线投射到整个广东时，深圳则是不能缺席的城市。这个城市不遗余力地推动了众多常规性大型展事，美术馆和各类艺术机构较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不小的影响。但是，深圳本土的艺术家却并不太为外人所知。在这个素以经济著称的城市，本土艺术家的状况相比很多广州艺术家来说显得更加边缘化，发生在身边的不少大型艺术展事和艺术机构的建设大都未与其创作和活动发生致密的联系。
较之广州，深圳的当代艺术聚集地更为分散。比如在偏远的宝安区的由旧工厂改造而成的22艺术区，集中了一批艺术家工作室、画廊、媒体、艺术机构等，举办过一系列当代艺术展览和研讨活动，但一直未能有效地运作起来，现如今几近倒闭。该区另一个亦是由旧厂房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F518，汇集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影视动漫、艺术品创作与销售等方面的企业与个体，当代艺术家团队只是其中一部分。最新的艺术区要数毗邻深圳大学、深职院、深圳大学城的T6艺术区，包含艺术家工作室、艺术超市和艺术展馆等，有美术、设计、影像等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个体入驻。此外，深圳政府努力打造的观澜版画基地可供国内外的版画家驻村创作，而在其周边也聚集了一些当代艺术家。还有国际闻名的大芬油画村，以创作和销售低端行画为主要产业，近些年有部分艺术家开始转型进行当代艺术创作。位于风景名胜梧桐山的艺术小镇也有各类艺术家集聚。
深圳的不少艺术区是以创意文化产业的方式有意培植起来的，而逐渐上涨的租金又迫使艺术家们不得不另寻它处。再就是，与广州相比，深圳的移民城市特征更加突出，留驻此处的艺术家的背景更加多样化，更因为本土没有专门性的美术学院，艺术家极为分散，相对聚集的区域之间也没有多少交流。此外，在当代艺术方面，深圳与毗邻的城市——广州、香港之间的交流也不多。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名为“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的论坛。我们这样阐述这个论题：“从地缘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广州、深圳、香港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居住的大多数人群操着相近语言，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国际化程度颇高，然而三地在当代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却超乎想象的匮乏。它们都在极力谋求某种国际地位，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隔阂，不能形成区域化的整体力量，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置身全球化语境中的无所依傍的文化孤儿。”论坛的参加者杨小彦曾撰文进一步分析了这三个城市的关系：广州自认为是广东代表，而深圳更关心的是“国际化”，香港则早已是国际当中的一员，它们因其文化位置不同而朝向各异，相互之间形同陌路。[1]这种“三地孤栖”的文化现象自然与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关。程美宝在题为“从‘省港澳’到‘粤港澳’——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的讲座中梳理了从作为核心的省城到丧失了中心性的广州的历史过程。[2]而在当下，出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考量，粤港澳艺术文化交流的活动是被极力鼓励的。比如何香凝美术馆从2008年开始的“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正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地缘文化意义上的当代艺术交流机制，这样的交流无疑带给各方以思想的碰撞，但实际上深层次的艺术互动仍然难以形成。因为在一些艺术家看来，各地政治文化语境不同，其艺术创作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方式亦截然不同，仅仅以地理位置的临近并不能作为艺术文化共同体的基础。
除了广州、深圳这两大城市，另外我们知道，在偏远的阳江，还有以郑国谷为首的阳江小组在活动，其他区域便似乎都是当代艺术的盲区了。而实际上，近些年来，在顺德、东莞也开始萌生当代艺术的活动和空间。广州与顺德的一些艺术家、策展人曾在顺德德胜河边的旧厂房自发筹办当代艺术的展览。在展览所在地，一群年轻的艺术家还以艺术的名义起到了挽救部分面临拆迁的旧厂房、干预此区域发展规划的作用，并最终促成了德胜当代艺术空间的建立。而在东莞的莞城区，新成立的21空间美术馆，准备以地区艺术发展和文化创新作为首要研究与展示的对象，并在全球化的视野当中审视其价值和意义。
三
概而言之，艺术群落是伴随既有的文化与艺术系统而来的，它们在各种压力和既有势力的缝隙中争取空间，呈现出艺术的多元化和灵活性。而反过来，这些群落也逐渐影响着既有的艺术版图，使得高校、美术馆及非盈利空间，以及商业的系统对其所涌现出的现象给予回应。但是，群落的力量依然是脆弱的，它一方面常常沦为资本的棋子，另一方面又因为其驳杂和区域局限难以获得那些代表“国际眼光”的机构的青睐。依托各地某些固定机构的国际化网络越来越致密化，而广泛存在的群落艺术家却无从加入。
身处其中的艺术家们面临着各类具体的问题，比如艺术潮流、市场、学术平台，以及生存压力和社区变迁等等。联系到全国艺术群落的情况，各处艺术区房租涨价和拆迁、生活条件恶劣等情况对于广东当代艺术群落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使得艺术群落常常处于一种聚散不定的变动当中。这些群落的组成成员和涉猎范围呈现枝枝蔓蔓、纵横交叉的复杂征貌。而艺术家的行动亦如城市游牧者一样，迁移不定，流走于不同部落，但又常常面临难以逾越的阻隔，在纷繁芜杂的社会中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与艺术天地。
注释：
[1] 杨小彦：《三地孤栖——香港、深圳与广州的文化隔离》，《艺术当代》2013年第3期。
[2] 程美宝：《从“省港澳”到“粤港澳”》，《羊城晚报》2013年5月31日。
原文刊载于《艺术广角》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