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中的舞蹈纹彩陶盆，发表在《文物》1978年第三期上，它那生动活泼的画面，丰富深刻的内容，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重视。

对这件彩陶盆上的主题纹饰一五人 一组的舞蹈画面，不少同志已就舞蹈的性质与名称、原始舞乐的起源、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过广泛的探讨，发表了宝贵意见。然而，对某些问题的阐释，彼此说法不一，分歧较大。

关于画面上的舞蹈者究竟有无服饰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画面上的舞人是有服饰的。例如:在《文物》杂志上，有些同志说，舞人“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有的同志说:“与陶盆同时出土的，有作为装饰品用的穿孔的贝壳，有从事纺织的骨纺轮。这说明，当时的原始居民已不是完全赤身露体、不知修饰的不开化的人群。”另一种意 见，则认为陶盆上所绘的是裸体舞。例如，有的同志说:“五个舞人完全是露体的。缅想当时原始人还未有冠服衣履”。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根据历年来积累的考古资料，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朔县峙峪人（距今约28945年①）、河北阳原虎头梁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润人（距今约18865年）等，已经制作了可以用来缝纫兽皮衣服的骨锥、骨针，制成了钻孔的石坠、石珠、兽牙、贝壳等装饰品，还发现用于美化自身的赤铁1矿、红色泥岩等染色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峙峪人的石镞、虎头梁人的石矛和山顶洞人的骨针为代表），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我们的先民已经越过了赤身露体的生活阶段。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已有了纺织技术，如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距今约6065年）遗址中，曾发现为数众多的用于捻线的石纺轮和陶纺轮，有些陶器的底部印着麻布纹，因此，生活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半坡人，肯定已有冠服衣着。既然如此，那末，比半坡类型约晚一千年的马家窑类型的居民，怎会“还未有冠服衣履”“赤身露体”呢？如果当时的居民还是赤身露体的，那末，如何解释与陶盆伴出的骨纺轮的用途呢？

关于舞人下腹体侧所画的斜道，究竟标志何物的问题。这是和有无服饰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又一问题。持“无服饰”论的同志，认为它是男性的象征。持“有服饰”论的同志，则认为它是一种“尾饰”，是“以狩猎为主的氏族，在舞乐或祭祀活动中”装着的“兽尾”。

笔者认为:把舞人下腹体侧所画的斜道,视作“兽尾”,符合古代社会的习俗。画面上的这个细节,是探明舞蹈性质与名称的一把钥匙;只有把那一斜道视为兽尾,才算掌握了这把钥匙。凭着它,能够更好地揭示“劳动先于艺术”的规律;说明原始的狩猎舞,从服饰到动作,都是狩猎劳动的再现原始社会的猎人,为了使自己易于接近狩猎对象,以便伺机发起突袭,在出猎时往往身披兽皮,伪装成野兽的模样。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法国洞穴壁画中,曾不止一次地发现身披善皮、装扮成野牛或赤鹿的猎人画像作匍匐前进或吹笛诱兽的姿态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时期的滇族青铜乐舞俑,其舞衣背后,明确的装饰着兽尾。根据这些旁证资料,笔者认为这件彩陶盆的舞人装饰着兽尾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

彩陶盆内壁口沿下所绘的舞蹈纹,是氏族成员举行狩猎舞的生动写照;它运用原始艺术概括的手法,再现了狩猎活动中分组围追堵歼野兽的情景。画面上虽然没有画出野兽，但是，透过舞人足下那四圈逐渐缩小的带纹，透过舞人手牵着手的整齐动作，以及每组舞人外侧那两只为象征驱兽动作而画成双道的手臂，观众自然会产生如下的艺术联想:野兽已经陷入重围，势在必歼了。画面上的舞蹈者遵循统一的节拍，正在向左方迈动舞步，故而披挂在身后的兽尾向右摆动；他们忽然又回首向右顾盼，故而发辫向左扬起。画面的笔法是简练的，但却包含着纯真的天趣；带状展开的构图，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与装饰性，并且洋溢着欢快的情绪。

生活在五千年前的我国先民，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凭借他们在劳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才能，创作了这件非常优美的舞蹈纹彩陶盆，必将“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②。

注释：

①峙峪人、山顶洞人 及半坡遗址的距今年代，均参阅夏鼐:《碳一14测定 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载《考古》1977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亩，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

原文刊载于《美术研究》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