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并非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下文简称宾大博物馆）的优势收藏品“但宾大收藏的重要中国佳画、也并不像此前想象般稀少。一九九九年目月“笔者在博物馆库房中见到约十余幅值得关注的画作（见附录）本文将介绍其中五幅明清绘画。由于在早期浏览过同批藏品的绘画专家的报告中“并未发现有趣之处”笔者对这次参访期望并不高“这批藏品中的中国绘画并未被一一查阅，“想必今后还会有进一步的「重新发现」。
这五幅绘画于1915、1916年分两批由博物馆购进。第一幅为明代大师王谔（公元1462-1541后）所作（图一），第二幅过去传为宋代画家江参（公元1090-1138年）的作品（图二），它们是1915年从纽约古董商卢芹斋（公元1880-1957年）手中所购八幅画中的两幅。此二者，可能还包括同批购藏的其他几幅画作曾为上海大藏家庞元济（公元1864-1949年）所有。另外三幅出自1916年从另一家纽约古董商科诺德勒公司（M.Knoedler & Co.）手中所购的三十幅绘画（见图三到图五），曾为上海收藏家约翰·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公元1866-1945）所有。
图一 观瀑图 王谔 明代 绢本设色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
之后，这些绘画都被归于一个庞大而定义松散的艺术品类别“它们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通过特殊途径入藏美国（及欧洲）：有时是通过上海商人或古董商、有时则经美国的经理人将文物卖给美国（或欧洲）的博物馆或私人藏家。除福开森和庞元济外上海的渠道还包括古董商史德匿（E·A·Strehlneek）他的两本中国绘画图录，一本出版于一九一四年，另一本未注明日期但时间稍晚（发表于东京的史德匿藏品拍卖会），包含诸多曾在美国收藏界现身的重要佳作。
经此途径的绘画，大多具备两组共同特征，其风格及外观年代都令人印象深刻，题材也足够吸引人，对当时的国外藏家极具吸引力,然而对中国藏家而言，它们并不属于著名收购之列，对于画作的「优」「劣」中国藏家大体遵循传统批评家的箴言。因此，这些作品在中国价值甚微，但能被外囤买家所接受，他们尚未全然学会中国人的品位去追求「更好」的作品（于中国人而言），且对支付此类要价更高的画作的判断也不够准确。而且，这些绘画大多被谬判、通常依据「署名」将其归为早期名家、或将年代定得更早（《宋代佚名画家》即典型例证）以人物画为例，其主题常被歪曲：一幅普通的美人画常被称作某位古代著名女性的肖像；一幅导常的文人雅集图会被认为是描绘唐玄宗（712-756年在位）的官廷生活。出色的中国鉴赏家能识破这些伎俩，并将其归入门「赝品」之列，认为不值得纳入任一严谨的收藏。
可以想见“正因如此“眼光不高的外国买家收购了诸多低质画作,但有一人例外。当査尔斯·朗·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甚为严谨地收藏中国绘画时，他已具备极高的眼力。尽管如此，如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对中国绘画史一无所知，也无法将董其昌（1555-1636）真迹与腰品区分开，或无法欣赏曾见过的某幅佳作。外国买家被提供及购买的绘画风格更为保守、具象，画中的个人风格并非最重要的需求，他们所欣赏及追求的价值，并没有因书画作品的张冠李戴与年代錯判而严重削弱。他们所藏的画作有明代的院派“及常被误传为宋代画家所作的浙派作品，还包括在中国被认为是质量下乘的人物画与实用画“以及其他受斥类别。这些作品若非外国买家的「拯救」今天将会更难见到。与之类似，中国重要绘画类別之一的「禅画」并不受中国藏家珍视，若不是有幸被日本保存下来，这些画作如今或已失传（诚然，这一类比并不全然准确：台北故官博物院也保存了这类被西方先驱藏家所购买的藏品，也有类似的误鉴，更多的此类画作无疑留在中国，但因为被中国学者所忽视而未能发表、中国学者将其定为与「真迹」有别的「赝品」或无足轻重的作品，不过，外国收藏仍是此类画作的主要来源，尤其是那类「粗俗」的人物画）。
于笔者同辈及后辈学者而言“，重新评定、鉴别这些画作仍任重道远，这一激动人心的项目有时能为所藏增加一件一流藏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早期，笔者任职于佛利尔美术馆期间已着手此事，近年来其他学者也从事这类有价值的工作，尤其是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如他对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及其他地方所藏的莫瑞斯（DuBois Schanck Morris）藏品的研究。笔者的《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一书，便是基于对中国之外诸多旧藏的重新发现与鉴定。笔者参访宾大博物馆主要是寄希望于找到更多有助于此项目的绘画，这方面的结果并不如意，但其他方面并非如此。本文所介绍的五幅绘画将证明这一点。
第一幅署名的可信佳作由王谔所作（见图一）画上有其名款（仅署「王湾」）及「王氏廷直」的铃印。据班宗华提出的年代推测，这似乎是王谔晚年风格的作品，即1510年后。此画的选题非常传统：两位文人雅士闲适地倚卧于激流旁的岩石之上他们身后可见一座天然的石桥穿过山洞之间的瀑布。一位拾头凝望薄雾，另一位反向俯卧。一位男童为其中一人执杖、低头望着流水。地上还有两幅收好的卷轴、一幅半卷的画轴及一把被盖着的琴。构图被暗色山岩上一对挺拔的松树与画面前方的石丘切分。一座峭壁悬于画面上方，却被薄雾遮住，避免了头重脚轻的问题，同时突出松树的主体地位。这一技法承自宋末绘画，尤可见于梁楷（活跃于公元十三世纪早期）的作品和诸如佚名《冬景行者图》的画作之中。王谔对宋代绘画技巧的理解，加深了其作为明代画家的感悟，创造出较之前更为刚劲美观、更具独到之处的画作。
图二 风雨归庄图 佚名 明代 绢本设色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
另一幅高品质的明代绘画购自庞元济收藏，为佚名的《风雨归庄图》（见图二）。此画过去被认为是山水画家江参（字贯道）所作，有董源（930-960）或巨然（960-985）的画风。由于此画与被认为近乎江参真迹的现存作品的风格并不相似，这一鉴别结果似乎太过随意。此画可能与王谔同时期，即十六世纪早期，与浙派晚期风格相似。笔者从风格上无法令人信服地将其与同期的任一作者相联，但其确有与安徽大师王肇（字海云，活跃于公元十六世纪上半叶）画作的相似之处，但并不足以将之归为王氏所作。与王肇或大多渐派晚期的艺术家相比，此画构图更具连贯性，因为在作画过程中有良好的构图和胸有成竹，包括运用笔墨浓淡的微妙变化，渲染雨中接连成片的大量草木。画面右侧居中开敞的阁楼中，一男子正望着窗外的暴风雨。这类主題在明代其他画作中亦可见到，尤其是周臣（卒于1535年后）的《北冥图》，现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图下方，一位船夫撑竿离岸；身后，迷雾笼罩山顶。画面的敏感度被处理得恰到好处，且场景极具戏剧张力，使得此画在明早期最好的风雨图中占据一席之地，与周臣的画作及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吕文英（活跃于1488-1505年）的《江村风雨图》齐名。而且，此画为其中捕捉自晚宋以降柔和精妙的气氛渲染最为成功的作品。
如前所述，这两幅绘画为一九一五年收购的八幅绘画中的两幅，这八幅画作若非全部，也有部分出自庞元济所藏。同年，庞氏将其大量藏品在洛杉矶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拍卖，其助手庞赞臣（推测应为其亲属）在美国安排拍卖事宜，并特别印制一本图录作为广告，即《中国浙江庞元济私人所藏中国名画录》（Biograhies of Framous Chinese Pantings from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of Mr.L.C.P’and, Chekiang China）（上海，1915年）。1915至1916年间，弗利尔从庞元济处购买了三十三幅绘画，其友尤金（Eugene，1875-1959）、梅尔夫人（Agnes Meyer，1887-1970）与哈弗返郎（Louise Havemeyer）购买了其他画作。梅尔夫人所购晚于佛利尔。宾大博物馆所购的画作很可能得到了佛利尔的引荐，当时他是庞元济的朋友。佛利尔对上文两幅画作的评价（对王谔的画作评价为「极佳」，对另一幅画所评「令人愉悦的』）保存在博物馆的档案中。二者在庞元济的图录中分别为「编号二十、四十七页」「编号五十二、一百一十一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早期，佛利尔美术馆再次从庞元济手中购画。此次是通过纽约通运公司的姚叔来，所购为十几幅元代与明代的重要画作，卷轴居多，现均为馆藏珍品。如钱选（1235-1301）的《浮玉山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曾被时任主任的约翰·埃洛顿·洛奇（John Ellerton Lodge, 1876-1942）拒绝入藏，因为在他看来，画面中的题跋及铃印过于杂乱。
依笔者之见，余下的三幅画作可从风格上判断其作者，其中两位活跃于十六世纪早期，另一位主要在十八世纪早期。三者皆属于购自科诺德勒公司的那批藏品，且为福开森所藏。福开森并非古董商，但有时会将其藏品出售，有时也为那些欲售卖藏品的中国人作中间人。1915到1916年期间，他在美国短暂停留后，便重返中国接受了政府顾问一职，也许他需要钱来资助这一举动，1913年，他卖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诸多重要的中国文物。
图三 寻隐图/文人山水图 周臣 明代 绢本设色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
这一组绘画中的第三幅可确定为周臣所作（图三）。此画的命名各有不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被记录为「寻隐图」（Searching for Truth）或「文人山水图」（Landscape with Philosophers），并在图录中记载「佚名」。画中的山石、树木、人物、建筑都无疑是周臣的风格。构图也很典型：前景的暗色乱石中有一曲径，人物与建筑位于画面中部，背景是绵延的斜顶山峰。周臣的画法更严谨工细，取法于李唐，而不是如他在其他作品中的画法般运用快笔草书风格。真正的主题是画面中某人宅邸的夏日旧友雅集。主人与第一位到达的客人于屋外树下的石桌对弈，一男童执扇侍于一旁，其他仆人在屋内为稍后的酒宴做准备。第二位客人在前景的入口处，手持羽扇，一仆从携包裹好的琴伴其身后。
图四 访友山隐图 唐寅 明代 绢本设色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
在购买记录及题名上，第四幅画《贤士雅集图》被认为是马远（活跃于1190-1225）所作（图四）。但据其绘画风格，笔者认为可将其定为周臣学生唐寅（1471-1523）的作品，应更名为《访友山隐图》。如同图三可确定为周臣所作，而非笼统地归为「院派」大师作品；同样，此画中的每一元素，都能与有确信为唐寅署名的画作对应。同样的风格渊源可溯至李唐之画。在明代的画家中，周臣、唐寅以及周臣的另一位著名学生仇英（公1494-1552）是将风景画转为有山居、人物的清朗山水画最成功的三位画家，能唤醒他们同时期的苏州文人悠然隐居的理想。图中隐士坐于小楼三层，凭栏远眺，三仆立于其身后，随时伺候主人。屋内桌上摆着观赏石、古代青铜器及陶壶，以彰显其品位。一位访者路桥而过，侍童牵马随其后。画面左下方一位衣衫朴素的老人沿着山径而行，肩挑一竿，上挂一酒葫芦；他可能是被派去取酒的仆人（旧题跋上通常鉴定其为「香客」）。最初将此画归为马远之作，可能是因为画面采用了对角线式构图，以及用松树作为反向对角线，此外还呼应了前景「V」形斧劈皴山岩。
图五 春园喜宴 袁江 清代 绢本设色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
本文将要介绍的最后一幅画（图五），原被认为是宋代无名画家所作，但实际上应归为清代扬州家袁江（活跃于1691-1756）之手，亦或其子或侄子袁耀（关系不明）——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异极难区分。收集此画的福开森认为画面主题所绘为唐玄宗的宫殿，但实则其应为权贵官员的豪华宅邸。画面中可见主人坐在开敞的房间中，红衣着帽，从任一角度来看，其都处于构图的绝对中心。其子约十几岁，立于身旁，与其帽相同（可能为表职业意向），更年幼的孩子在乳母複椒之中。许多女子围绕在州人身边“可能是他的妻女或丫鬓。此次集会也许是为其庆生，或是新年；画中花树环绕，应为早春之季。其他的官员、雅士在宽敞庭院中的廊亭、楼阁漫步；左边的几位在楼上听女子吹笛。这幅画所描绘的并非某一特定的人物或地点，而是想象中的美好行，是每一位有抱负的官员的愿景。这被同僚们用来表达希望某人能实现高官厚禄的期望，正如图中所庆祝的一样。
上述五幅绘画无疑是具有复古风格的画作，但仍需鉴定。这五幅绘画的年代和作者一旦得到准确鉴定，便可被列入公认的传世经典画作之中，它们并非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既定认知，而是有所补充。更重要也更艰巨的任务，是扩大所谓经典绘画的范畴，拓展我们的品位和包容度，从而将现在被排除在外的绘画囊括进来。这些绘画由于其题材、风格和功能等特殊原因而遭到拒绝，其品质没有得到公正的评判（这种评判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两个项目都要求我们在其他问题之外，利用不断增加的知识和洞察力，持续致力于从视觉和风格的角度研究中国绘画。否则我们所建立的理论，不管何其娴熟地运用了非视觉的方法论，最终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原文刊载于《美成在久》2017年第1期，秦苓育译
